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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国际影片节 的功能及城市构建

桑子文


        罗伯特·欧文斯在《世界城市学问报告2012》中说过,当下世界城市面临三大挑战:一是如何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取得平衡,二是如何在迅速全球化 的世界中保持一种地方感和独特感,三是如何最好地将基础设施与受众参与联系在一起。这些要求同样适用于城市举办 的影片节。全球有定期举办 的影片节473个,其中国际影片节有373个。北京国际影片节自举办以来,就面临着这样一个严峻 的竞争考验。

  随着香港作为华语影片中心城市 的衰落,北京已经成为中国影片生产 的核心节点,同时北京又是一个国家学问和意识形态中心、影视政策 的出炉地、国际交往中心,因此北京国际影片节本身便成为了一个重要 的支撑点,来支撑产业贸易、话语导向、影片艺术审美、公共学问服务。

  以国际性 的节庆为代表 的国际交往是人与人之间实体互动 的最强烈形式,而不单单是大众传媒在拟态环境中 的符号生产,而这种交往又是行业人士、粉丝、交易机构、公众 的多重互动。国际交往中心建设 的基础必须在满足地区市场 的受众需求前提下,才能形成IP品牌,为大众熟识并自愿跟随,常年带动国际交往。 
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一、影片节 的分类

  美国学者Kenneth Turan按照影片节 的议程将其分成三种:商业议程类、地缘政治议程类、美学议程类。商业议程类是以影片交易为主导 的影片节,如戛纳影片节(Cannes)、圣丹斯影片节(Sundance)、西秀影片节(ShoWest convention)。地缘政治议程 的影片节是在非主流国家和区域主办、以展映影片为主要内容,如泛非影视大展(Fespaco)、哈瓦那影片节(Havana)和萨拉热窝影片节(Sarajevo),其中午夜太阳影片节(Midnight Sun)就是在芬兰“北极圈”马戏团 的大帐篷里举办 的。美学议程 的影片节是有着明确 的影片主题并以评选影片作为重要内容 的影片节,如波代 的谟捌冢≒ordenone)、孤松镇影片节(Lone Pine)和特柳赖德影片节(Telluride)。

  吴冠平教授把影片节分为买办式、帮办式、代办式三种。买办式是为艺术影片,尤其是少数族群 的影片提供展映,形成商业选择和商业标准。帮办式是在一个主导意识、学问价值观体系,影片节展为主流学问提供样板和示范,如政府奖 的华表影片节、群众奖 的百花影片节、专家奖 的金鸡影片节。代办式是为另类 的(多为被批评 的、失声沉默 的类型)艺术作品和创编辑提供传播 的机会。

  北京影片节是一个商业议程类、帮办式 的影片节,更加关注影片 的市场价值考量,对影片艺术价值 的考量则给予较少 的关注,这也与其主办单位 的政府性质、北京对于影片产业强烈 的市场需求有关。国家资讯出版广电总局影片局副局长梁戈在2016年开幕式发言中强调说:“(北京国际)影片节特别是影片市场单元,是国内外影片行业人士交流 的重要平台,是让更多国际同行了解中国影片、了解中国影片产业发展 的重要窗口。”

  

        二、北京国际影片节 的功能

  陈圣来在《艺术节与城市学问》一书中认为,艺术节捆绑了城市,无形中成为了城市 的名片、形象大使、营销员。刘汉文、陆佳佳 的《影片节:意义、现状与创新对策》一文指出,影片节 的功能有:推动艺术发展,实现学问交流;提供交易平台,调节市场供需;挖掘影片人才,推动影片发展;打造城市品牌,提升城市形象。这些功能除了第三条以外都具有节庆 的普遍性功能,而忽视了影片节作为影片与节庆结合 的特殊性。

  北京国际影片节旨在融汇国内国际影片资源,搭建交流交易平台,打造具有国际水平、中国特色、北京风格 的著名学问品牌,使之成为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 的重点学问活动以及打造东方影视之都 的核心活动。影片节能够对城市形象起着提升作用,但这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:影片节真正成为了明星、影视从业者、影迷、市民之间良性互动 的平台。

  第一,对于公众而言,影片节是一个比票房和影评都更加复杂 的体系。影片节有集体心理 的需求,它是培育公众建立一个历史 的、全面 的影片评判体系。一个地区知名 的影片节水平代表着所属国家 的影片工业水平和影视鉴赏水平。悉尼影片节总监、影评人Paul认为,公众对于影片 的渴望超过了食物,他们在影片营造 的现实中探索一种联系和交流;戛纳影片节 的前任总监Pierre-Henri Deleau也说过,人们参加影片节是因为大家 的影院没有尽到责任去放映来自于世界各地 的影片。

  第二,对于影片从业者而言,一方面,在影片节中获奖是提升作品知名度 的捷径,影片节也可以启蒙培育新 的影片爱好者和从业者;另一方面,影片节可以推动影片交易。每个影片节都设有影片交易市场,来促进投资方、制片方、发行方进行行业交流和交易。影片作品 的声誉主要建立在影片轮展中,影片创编辑在没去三大影片节(柏林、戛纳、威尼斯)之前,必须在小 的影片节上寻找国际融资和发行。

  第三,对于政府主管部门而言,影片节可以聚焦学问生产与学问政策 的关系融合。为证明这种融合,影片节详细地展示了国家形象、学问国家主义与历史 的紧密结合;这样 的活动推广了国家话语并且渗透进了民族国家 的系统本身。

  

        三、北京国际影片节与城市形象 的构建

  城市形象 的概念最早由美国 的凯文·林奇于1960年提出。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 的主观印象,是通过大众传媒、人际传播等因素 的共同作用形成 的,城市形象是各种因素 的综合。国际交往中心作为城市发展 的定位,是一种重要 的城市形象。

  打造城市形象离不开学问IP(Intellectual Property),学问IP是指具有明确常识产权归属 的学问符号和内容。吴声在《超级IP:互联网新物种方法论》一书中认为,IP 的内核是辨识度更高 的、可认同 的商业符号,它意味着打动人心内容 的身份认同。以IP为核心,产品、品牌、渠道、用户等内容与IP 的连接形成场景,同时IP价值不断提升,又反哺学问资源 的再生产。北京国际影片节是其中重要 的场景之一。

  高书生 的学问再生产理论提出了四个环节,这四个环节包括创作、生产、传播、消费,分别对应作品、产品、商品、精品 的四个结果(如图1所示)。在这四个环节中,展映研讨活动、影片奖项评选等是影片节 的核心产品,频繁大宗 的影视市场交易活动只是影片节展 的重要组成,并不能单纯代替影片节 的核心产品。产品与消费所带来 的良好体验才是影片节长久发展所依赖 的,也是建构城市形象所必不可缺 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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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学问再生产 的四个环节

  

       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以学问符号 的创新为基础,以常识产权化为核心,以品牌化为重要方向,从对学问资源再生产、创新得出学问符号,在常识产权形成 的基础上对学问IP进行品牌化。每一层级分别是对上一层级 的提升,学问资源不等同于学问符号,学问符号也不等同于学问IP。学问符号通过学问折扣 的减少(衍生产品多元化、学问认同感加强等)形成了学问IP,学问IP 的品牌效应叠加逐渐形成了国际交往中心,如图2所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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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 学问符号在国际交往中心 的建设路径

  

       北京作为知名 的政治、经济、学问中心,其本身拥有大量 的学问资源,这些学问资源以学问载体 的形式出现,但是却没有知名 的节庆出现。2010年北京学问发展研究院从十个层面提出了北京十大学问符号:长城(民族精神学问符号)、故宫(皇家建筑学问符号)、中关村(科技学问符号)、胡同(城市格局学问符号)、京剧(戏曲学问符号)、北漂(社会学问符号)、北京大学(教育学问符号)、老舍(京味学问符号)、烤鸭(饮食学问符号)、“798”(创意学问符号)。在2015年 的调查中,排名前十位 的北京学问符号分别为故宫、长城、人民大会堂、颐和园、升旗仪式、圆明园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北京烤鸭、北京大学、中南海(见表1)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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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北京学问符号及学问IP形成情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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